如何讲述“发展的故事”——《发展的故事:幻象

当“发展”统摄社会的神经，驱动着无数的推土机横行，系统地讲述有关发展的故事，就理应成为具有讲述能力者的责任。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叶敬忠教授在其所著《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的绪论中，首先提供了“大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研究的故事”。而同样关注发展问题的我，也有义务做些述评——不是“推介”，而是报告所获并反馈浅见，以便形成真正的交流，推动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化。 除绪论之外，本书由15个各成一章的论题组成，包括商品、留守、学校、土地、农业、粮食、食品、科学、技术、自然、灾害、慈善、援助、项目，以及“我们”的故事。而每个故事的讲法，都按照现实问题呈现、多学科视角分析的思路展开。 商品的故事考察的是市场化进程是否真的增加了农民的福利、农村商品化背后的资源分配不均和“资本再生产的去政治化机制”及其后果。关于商品化的机制和过程，作者总结为“强制加鼓励”，包括“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和政府的有声强制。他告诉我们，当权力、资本和市场机制结盟，生存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农民自主性的降低、风险的增加和生存安全阀的松弛，公共资源的衰微和农民获得生存资料的非市场渠道的封堵，以及乡村自我保护功能的弱化，进而是地方供需和价格平衡关系的打破。当农民卷入陌生而又不确定的风险世界，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被迫改变，需求刺激和获取能力降低的双重挤压使其处境可能变得严峻，最终是世界范围的小规模农业和小农的大量消失，也即“去农业化”和“去农民化”。 如果说商品的故事是世界共通的，留守、学校和土地的故事则主要显示了中国的独特性。关于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研究自然所在多有，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推出的《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也曾较早做出了系统呈现。本书的深化之处在于，从农村商品化与农民的选择空间、经济增长与家庭幸福的角度，进一步发掘了留守的意涵，把对人的关切带回发展叙事，揭示了发展导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悖论，以及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家庭的撕裂。至于“为了城市化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以狭隘而又僵硬的规模-效率的逻辑为依据或幌子，通过将农村学校问题化来为“发展”拓展空间，甚至借助于“让学校进城”，迫使学生和农民“进城”，从而令人怀疑这项教育政策的合法性。而同样的合法性疑惧也贯穿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之中：它标榜的是要节约土地，结果却变成为了增加城市用地而剥夺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上楼”。 接下来的农业、粮食、食品专题，构成了具有内在关联的故事系列。同样痴迷于规模-效率的“农业现代化”思维，伴随或导致了一种令人唏嘘的现象：“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像当今中国这样如此鄙视小农和决心消灭小农的。”然而，“没有小农的世界会更好吗？”依据大量的国内外经验资料和实证研究结论，著者指出，驱逐了小农的企业农业(entrepreneurial agriculture)和公司农业(corporate agriculture)，不仅通过控制土地而剥夺了小农的就业权和生计，打破人了与自然的协同生产关系，强化了农业的工业化和区域种植业的单一化，还通过控制粮食市场而制造饥荒，造成粮食增产而饥饿人口反而增加的结局，甚至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体系。进而，现代食品工业割裂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看得见的关系(“断联”)，扩大了从原料产地到餐桌的食物距离，也推进了食品生产的化学化。结果正如席瓦所言，当农民被剥夺了选择种什么的自由，消费者也就被剥夺了选择吃什么的自由。而生产者的粮食主权与消费者的食物主权一道被剥夺，正是粮食-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 科学和技术的故事聚焦于现代农业科技“对农业的规训”，结果是促成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异化，从“解放”农业劳动力到制造“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越来越多地使用化学制品来颠覆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并使农民的土地、农事观念发生变异。以绿色革命的功过和转基因技术争论为例，他论述了“去政治化的农业增长”和“高科技农业的政治性”，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如何沦为发展主义的工具，以及科学实践的自我目的化(包括以营利为目的)。而现代农业科技体系与农民生产-生活世界的脱离，也挤压了农民的自主性和选择空间，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向高投入-高风险(包括生态风险)的高危运行状态。 在“自然的故事”针对的环境主题中，作者强调了“可持续发展”这一热点话语带有的自我麻醉性——是经济增长而非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仍然未摆脱发展话语的魔咒，也因此成为决策者获取支持和利益的有效工具。进而，发展主义的魔咒也催生了更加吊诡的“灾害的故事”。如果说“发展”增强了社会脆弱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制造灾害的过程，由权力和资本框定的灾害话语和灾害应对机制，也反过来被纳入发展的逻辑结构中：灾害和灾害重建被看做制造GDP、促进发展的契机。而中国的救灾模式，更是着眼于短期经济利益的单一考量和技术迷恋，推行更为单调和彻底的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商品化，比如汶川地震后启动的开发区建设，以及玉树地震后推进的高原旅游开发。 本书还讲述了为推动发展而实施的慈善、援助和“项目”发生变异的故事。作为“草根天使”的NGO难以免除政治性，资源依附使其容易成为民族国家或资本的代理，而“企业慈善”往往又成为商业行为的前奏。至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开发援助，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并未实现减贫的初衷，反而使其债务累计并增加了依附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冷战背景下援助国延续或扩大其影响的企图，以及经济利益贯穿其中的自我目的性。与国家之间的援助相映，“项目制”这一中国的故事显示了另一种发展干预的陷阱：自上而下的官僚化做派，平行分割的部门利益，以及立足于“达标”或政绩工程的苟且从事，使许多“惠农”资金只是有限地滴漏到基层，有的项目是不了了之，严重的甚至会加剧被干预地区的困境。这类干预行动所以失败，主要也是由于项目本身的自我目的性——它考虑的主要不是当地农民的需要。 最后是“我们的故事：遭遇发展与发展研究”。它回顾了著者自身的研究转向历程。如果说从本科阶段的土壤化学转向硕士阶段的“发展规划”(发展经济学的“孪生兄弟”)意味着他更直接地响应了发展的召唤，博士阶段的发展社会学方向(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则促成了他对发展的反思，尤其是对其中包含的“冲突”的关注，而在译校埃斯科瓦尔的《遭遇发展》过程中，以及与埃氏本人直接交流之后，他对发展的综合理解也有了新的展开——这在书中有详细展示，这里无需赘述。其中表现出的怀疑和批判性，与绪论中的故事可谓首尾呼应。 如著者所言，该书是他在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领域学习、思考和实践近30年的结果汇报。它意味着这部心血之作在著者已出版的丰硕成果中被甚为看重。因此，必须对这项劳作表示敬意，在苟且成了习性的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它所凝聚的诚实和认真的学风，应该属于奢侈品。说到它的特点或贡献，除了前文所述已有表露之外，我想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一是小农立场和国际视野的紧密结合。提倡小农立场在表面上似乎有违“学术中立”，但是对于任何“三农”问题研究者而言都至为重要，甚至是研究的前提。因为这里的“小农立场”不仅包括尊重农民的自主性、权利和利益，而且更主要是指它强调了小规模农业所具有的综合价值，包括提供就业和维持生计方面的经济价值，延续乡村社区、传承农耕文化方面的社会文化价值，以及适应和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生态价值。当然，这种小农立场是立足于全球的，并不局限于中国。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种国际视野纳入了丰富的案例和经验，才能更全面地呈现由权力和资本推动的“发展”给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自然造成的戕害。 二是基于系统观、整体观的反思和多学科视角的分析。判断或诊断问题的依据超越了经济和经济学的维度，并始终对其保持警惕，更强调文化、社会的逻辑，以及生命- 生存—生活- 生态的逻辑。论述的领域包括了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发展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主题，从而较为系统地呈现了发展的系列幻象。分析批判的工具则出自多个学科，按著者所言，它包括“社会文化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结构主义反思、哲学和伦理学思考”。虽然如此多样的分析工具是否会损害批判的逻辑一致性需要警惕。 上述两点也促成了它的第三个特点，这就是内容的厚重和所论的前沿性。坦率地说，在以“创新”为上(也是发展主义的表现)的目前的中国，很难说它有哪些具体的“创新”。但是，能够将被分割的部分整合或还原为一个系统，或者体系，这本身就异常珍贵，值得提倡。进而，其征引文献资料之广博(文献目录达39页)非同一般，几乎网罗了当今世界相关领域代表性学者的最新论述，能够让读者吸收更多的营养。 以上的特点或贡献是多数读者在仔细阅读后都能发现或认同的，接下来要汇报的是我个人的建议。 首先，在反思发展问题时，如何把握它的内涵和边界，或者它应该包括哪些论题固然是智者见智*比如由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于1992年主编的《发展词典》(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就包含了按英文字母排序的19个论题，包括发展、环境、平等、援助、市场、需要、单一世界、参与、计划、人口、贫困、生产、进步、资源、科学、社会主义、生活水准、国家、技术，其中有7个与叶著相同。，但纳入哪些论题有必要予以说明。进而，作为“元叙事”的发展与已涉及的其他关联论题之间的关系，它与同样是作为“元叙事”、也同属于一个意识形态语族的“现代化”、“进步”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交代。与此相关，如果承认更需要反思的并不是发展本身，而是极端形态的“发展主义”，那么，两者的表现形态的差异和其间的演化过程，也同样需要知识考古学的发掘。对此要强调的是，即便如作者所言，埃斯科瓦尔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所进行的解构和批判可谓淋漓尽致”，针对中国的或“中国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话语的脉络分析，却并不透彻和清晰。 其次——与第一点相关，无论是一般意义的发展还是极端化的发展主义，世界的故事与中国的故事都既有太多雷同，也有显著差异。考虑到世界的故事已经由许多国外学者较为系统地讲述*除《发展词典》外，笔者的管见还有詹姆斯·斯科特著《国家的视角》，约翰·博德利著《发展的受害者》，以及叶敬忠译校的埃斯科瓦尔著《遭遇发展》等。，而中国的故事及其包含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并没有得到耐心梳理，以后者为重点甚至专门讲述，也许更加必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选择论题或取材时只能围绕中国式的留守、学校、项目，乃至于“消灭农业、消灭农村、消灭农民”等惊人的话语，而是想强调，在选择世界共通的论题和素材时，也能尽量关注中国版与国际版的差异。比如，就发展主义的形成过程和表现形态而言，虽然历史记忆和“赶超”思维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的“近代史情结”无疑更加浓厚，而这种精神动力与通过发展来强化体制合法性的现实需求结合到一起，使得中国对“速度”的追求更加迫切，其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对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冲击也更为剧烈。 注意并凸显这样的差异，不仅能够从中国的发展故事中发现中国特色，进而还能找到进行独自的概念化努力的方向，或本土化表述(比如赤裸裸的“贱农主义”)的契机，从而避免主要从西方的学术概念中捕捉资源。坦率地说，诸如“全景敞视与规训农业”“技治发展主义”(technocratic developmentalism)之类的欧美式表达，既会让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发展的受害者们”(他们是潜在的读者，或者应该是读者)感到费解，也难免使学界同行产生隔靴搔痒的感觉。如果承认这类概念工具在解剖中国经验时的确不够锋利，那么，如何找到或锻造出更切合中国经验的解剖刀，需要进一步用力。 或许这样的要求近乎苛刻，但是它并非只是针对著者及其统领的研究团队，而是也指向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有志于“发展研究”的同行。公正地说，本书已经在横断面上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进一步的工作可能是纵向发掘，在多维聚焦、纵横比较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由此形成有关中国的“发展的故事”的社会史，或者历史社会学。

文章来源：《水利发展研究》 网址: http://www.slfzyj.cn/qikandaodu/2020/0912/475.html